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30多年来中国能够持续高度增长的最根本原因。

要准确判断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至少要关注三点：一是当前的经济趋缓是从接近于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开始的，与从低位开始的经济下行有质的区别。要坚决防止为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的倾向。

尽管青壮年劳动力供应下降，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趋缓下行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但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劳动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此，稳增长要从促进结构调整的角度着眼，只有与此相符才是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内容，任何偏离结构调整的稳增长都是要不得的。而且，作为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我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原材料市场都是如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政策为主。而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产能绝对过剩，而且是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

一旦全球市场陷入低迷状态，水落石出，就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结构性减税与税制完善结合起来，应当尽快推进。从过去的经验看，扩大总需求之路现在已经走不通。

结构性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趋缓下行，这对习惯于仅以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经济形势的传统思维来说，意味着经济形势在变坏。面对当前的结构性收缩，政府要控制扩张总量的冲动，顺势而为，在促进结构调整方面下功夫。这也说明，这种无失业增加的增长下行，并不值得担忧。培育创新创业人才、技师、技工、熟练工人等，仅仅靠市场是不够的，政府应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

对于结构而言，比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信贷政策。要准确判断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至少要关注三点：一是当前的经济趋缓是从接近于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开始的，与从低位开始的经济下行有质的区别。

要坚决防止为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的倾向。尽管青壮年劳动力供应下降，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趋缓下行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但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劳动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此，稳增长要从促进结构调整的角度着眼，只有与此相符才是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内容，任何偏离结构调整的稳增长都是要不得的。而且，作为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我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原材料市场都是如此。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政策为主。而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产能绝对过剩，而且是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一旦全球市场陷入低迷状态，水落石出，就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结构性减税与税制完善结合起来，应当尽快推进。

尤其是对中微小企业、农村、创新创业企业和个人，都应当给予特殊的融资政策支持。从我国当前的就业状态看，尽管经济趋缓下行，但就业状态良好，说明当前经济形势没有变坏，宏观调控无须做大的调整。

这种判断忽略了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深层因素。其次，就业状态良好，经济形势没有变坏。

当前的宏观经济趋缓下行，其性质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国内外结构调整变化叠加影响导致的结构性收缩。总之，当前经济下滑是国际国内结构性收缩叠加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回落，实质上则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因此，从劳动力的角度观察，经济趋缓下行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的结果。当前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经济增长趋缓下行，而另一方面就业却在增加，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招工难，主要是因为现实情况发生了不曾有的新变化，即就业状态不同了，不仅劳动力供求关系在逆转，就业能力、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就业区域都已经与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次经济危机推动全球结构调整，极有可能引发以数字与信息化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提前到来。二是在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的基础上出现的，尤其是实体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附加价值低的行业和产品占比大，而且反映在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

市场经济下，产能过剩是常态，但有相对过剩与绝对过剩之分。随着青壮年劳动力比重下行，自然也会使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趋缓下行。

稳增长是必要的，其内涵是避免停车检修，以使结构调整在相对平稳的轨道上运行，以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当前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支持创新创业，在政策上不应锦上添花，而是要雪中送炭可见，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性要素，更是一种资本性要素，因为它涉及包括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权、要素资本赋权、发展权等在内的市场化的三农赋权制度改革。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根据计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经历了一个由减弱到增强的过程。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

发达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52～0.86之间，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0.45之间。城乡结构的失衡引发了经济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等一系列内部失衡。

国家每年都下大力气保障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但提高的效益和幅度却并不尽如人意。因此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大，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就越大。

而怎样再次聚集农村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土地这一极具配置能力的资本至关重要。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大小进行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较高的收入。

新一轮土地制度红利，将进一步释放土地和劳动力潜能，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中国内部的资源、体制、资金、人力、市场和商品自由流动，从而可以盘活更多的资产加入到经济增长之中，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内部支撑和长久动力。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事实上，二元结构失衡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大症结所在，它同时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进入专题： 经济失衡 。

土地确权和使用权资本化是为了增加土地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形成农村和农业的资本积累，就是希望以权证的方式虚拟土地使用权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值，使其可以在交易市场上获得强流动性，产生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轮土地制度红利的开启所释放出的改革势能，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因此，以土地使用权资本化为资源汇聚点，围绕金融支持和产业支持，将形成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以及要素市场化都要从土地完整确权上做文章，因为这将是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创新的关键。

下一轮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的粗放使用必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因此，生产要素完整产权的保护和尊重，是要素进入市场并获得高效配置和相应经济效率的充要条件。事实上，无论是农民承包的耕地入股、还是农民以承包地、宅基地作为贷款的抵押物，都是从土地资源赋权制度入手，使城乡资源在流动整合中。